老黄也算50后的人了,在上学读书的“待遇”上可谓饱尝了“文革”之苦,等到我们这一代人正值上大学的年龄时,国家取消了高考制度,大学生是由当时的机关、部队、工厂和人民公社选出来的,而我们由于“资历”不满足,只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在广阔的农村里经风雨见世面,练就一颗赤胆红心。
等到“文革”结束,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50后一代人,由于中学时代基本都在学军、学农、学工,加上在农村又无法继续读书,文化基础很差,尽管也有一些幸运儿,但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可谓凤毛麟角了,反倒是文革前的“老高三”有不少人“枯木逢春”幸运地成为了当时令国人无不羡慕的大学生,这也就是大家所熟识的恢复高考第一、第二届时隔仅有半年,在一个班里,年龄最大的有近40岁的,已经是爸爸和妈妈的人真不少。
老黄虽不算最幸运的,但比起50后,我仍然感到十分满足了。一是躲过了上山下乡,那是因为国家政策的改变,二是工作之后我参加了职工业余大学,中学时代缺失的文化课在那里得以补习,三是参加了首期全国成人高考,并以高分走进了上海铁道学院,圆了我的大学梦想。虽然我大学毕业晚,但赶得早不如赶的巧,我毕业那年正好赶上电信技术由模拟改造为数字的革命年代,加上当时的企业特别强调“老、中、青”相结合的干部使用政策,因此,我成为了当时的幸运儿,大学一毕业就倍受单位领导的赏识,将当时的衡广铁路复线建设通信系统工程建设的总指挥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本人才27岁。由于任务完成出色,接下来的湘黔铁路、广深铁路、广梅汕铁路、三茂铁路通信改造工程都交由我来负责规划和组织实施,同样由于各项建设在全国铁路的良好表现,在我29岁那年,我成为了当时全国铁路12个铁路局中最年轻的通信科长,我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开始进入了之后长达近20年的企业管理者工作。 |